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二战结束后，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成为检验日本良知与国格的“精神考卷”。前有国际社会对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报道，后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铁证如山的判决书，军国主义者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早已被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。然而随着20世纪40年代冷战拉开序幕，美国的对日政策由“惩罚”转向“扶植”，披上“历史虚无主义”外衣的军国主义又开始毒害日本社会。进入20世纪60年代，日本右翼势力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民间资本，企图隐蔽真相、篡改集体记忆，掀起一场“记忆谋杀”。
日本右翼势力先从教科书、宣传刊物入手，试图构建一套替代性叙事，推翻“东京审判史观”。从学校的教材到《大东亚战争的真相》这样的宣传物，其中对亚洲各国的“侵略”都被置换为中性的“进出”，甚至是冠冕堂皇颠倒是非的“亚洲解放”。为消解罪证，右翼分子还会造假。丙级战犯田中正明曾担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秘书，他在《南京大屠杀的虚构》一书中，公然篡改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，删去了其中关于军纪败坏和暴行的关键记录，通过毁灭证据来论证屠杀“纯属虚构”。
日本右翼构建“历史虚无主义”机制的核心逻辑是极端的诡辩——“无书面命令论”。右翼学者设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满足的证据标准：除非找到天皇或最高指挥官亲笔签署的“屠杀”命令民间资本，否则一切暴行只能归咎于个别士兵的违纪。为战争辩护的日本右翼很多都是战争的参与者甚至战犯，他们深知二战时期日军普遍存在“默认”与“口头传达”的指挥文化，此外，日军也在战败前集中销毁文件掩盖罪证。
但日本右翼在其国内并不能只手遮天，还有很多人愿意坦诚面对历史事实，支持正义，如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洞富雄、《朝日新闻》记者本多胜一等学者和媒体人。他们虽然遭到日本右翼媒体的围剿，但依然在漫长的黑夜中守护着微弱的真相之火。
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是这些坚韧的“孤勇者”之一。为了在高中教科书中保留关于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真实记载，他不惜赌上职业生涯，1965年开始，向日本政府提起长达32年的诉讼。这场“马拉松式”的抗争最终迫使日本最高法院在1997年做出裁决，认定文部省要求删除相关历史描述的行为违法。
家永三郎的精神也激励了日本其他坚持真相的民众。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在家永三郎“教科书诉讼案”的影响下开始对南京大屠杀取证研究。小学教师松岗环则创立了“延续南京记忆会”，通过侵华日军士兵口述证言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事实。
2015年民间资本，《南京大屠杀档案》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，意味着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经被写入全人类的共同记忆，“历史虚无主义”掩饰下的军国主义在人类文明共识面前没有未来。（作者是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、四川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 李若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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